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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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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文豹 诞生于中国文房四宝之乡宣城的作文品牌。创始人丁延清。总校编辑出版“作文豹”系列作文教材、《作文豹》杂志。感兴趣的研究课题:少先队教育学、儿童文学研究、中小学作文教学、培训品牌管理、德鲁克管理学、特劳特和里斯定位理论、世界语、教育培训机构咨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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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 中国历史上的“狂狷”文人  

2009-09-11 18:18:24|  分类: 作家介绍和文学评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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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

翘楚中国历史上的“狂狷”文人

        因为狂是文人感情膨胀的泡沫,灵感挥发的余热,成就感难以抑制的自然喷发,渴望得到反响的肢体表情而已。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,感觉上的不自在,心理上的不抵触,精神上的不讨厌,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。

中国历史上的“狂狷”文人 - 翘楚 - 翔宇沙龙

        凡文人,其性格特征之一的狂,最为大众所关切。因为文人最爱表演,也擅表演,所以大众的眼睛,最先看到的,便是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的文人,那按捺不住的狂。

        公众的大多数,除了太过正经的道学先生外,通常都能接受这个现实,好像文人的狂,是一种职业习惯,是一种舞文弄墨的副产品。鲁迅先生对于魏晋时期文人的狂狷,持一种很宽容,甚至赞赏的态度,尤其对于带头狂狷的阮籍和嵇康,抱有好感。所以,这世界上的文人,狂者多;不狂者少,绝对不狂心如止水者,几乎没有。因此,狂,也就成了文人的标志特色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,在中国,由于儒家提倡孔孟礼教,程朱理学,那些以维护道德纲常为己任的道学先生,对于这种文人的狂,第一反感,第二抵触,第三看不惯,第四很恼火,第五,必然要喝斥,要遏制,要弹压,要肃清。一部文化史,就是永远处于下风的文人,与永远处于上风的卫道士,没完没了的较量史。其实,大多数文人的狂,不妨碍别人,用不着太过于歇斯底里。因为狂是文人感情膨胀的泡沫,灵感挥发的余热,成就感难以抑制的自然喷发,渴望得到反响的肢体表情而已。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,感觉上的不自在,心理上的不抵触,精神上的不讨厌,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。因为良好,而狂一下,狂两下,既无伤大雅,又无可厚非,不必马上把眼睛红起来,面皮黑起来,像灶王爷那样严肃无比。

        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,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文人,同时,也产生出来更多的灶王爷。这些道学先生,有点像日本农民种西瓜那样,为了运输装载的便利,非要把本来圆形的西瓜,硬憋在方形的盒子里,让它长得方方正正,整齐划一。一代一代,一朝一朝,就将文人的“精气神”桎梏如方西瓜似的,自敛,自锁,自囿,自封。想来想去,数千年来,孔夫子《论语·颜渊》所说过的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的“四勿”,是把中国人,尤其中国文人的思想和行为捆绑起来的戒条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之故,我对于提倡小孩子读经,非常反感。我不禁想,那些先行者们干吗要进行一次五四运动呢?

        对文人而言,若笃信孔夫子的“四勿”,成天子曰诗云,只能写八股文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随笔,想也别想,即使写出来,绝对有一股木乃伊味。而木乃伊,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“四勿”样板。其实孔夫子的原意,并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。而是他的学生颜回问他:如何才能做到“克己复礼”?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东西。这种本质上属于师生之间道德修养的方法探讨,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手里,却成了箝制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是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,发起五四运动,打倒孔家店的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鲁迅先生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,讲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狂狷时代,“深知其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,力倡通脱。通脱即随便之意。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,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。”曹操的“尚通脱”,与他以前以后的统治者,让圆西瓜长成方西瓜,出发点不同,结果当然也就不同。试想,任何一个蛮正常,蛮自然的中国文人,其禀赋,其脾胃,其意趣,其蕴涵,在盒子里,被拘束,被收缩,被制约,被扭偏;不在盒子里,能延展,能舒放,能开拓,能自在,肯定会有迥然相异的差别。这差别,表现在文章之外,便是魏晋文人的狂狷。

        曹操这位统治者,既能把狂狷从魔瓶里释放出来,也有办法将文人的这种性格,收拾得干净彻底。

        典型的例子,便是祢衡和孔融两位“狂”得可以的文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汉末,平原德州的祢衡,史称他“少有才辩,而尚气刚傲,好矫时慢物”,“尚气”,亢奋浮躁,“刚傲”,盛气凌人,“矫时”,针贬是非,“慢物”,悛愎自任。这位年青才子,自视甚高。“建安初,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,乃阴怀一刺,既而无所之适,至于无刺字漫灭。” 

        古代的“刺”,即今日之名片。祢衡怀里揣着的这“刺”,其实就是一块刻有自己名姓、籍贯、学业、履历的竹简。他到处送“刺”,可没有人接受。这块竹简,老是派不上用场,也就休想当时许都的政府机关,文教团体,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了。这位年青人既很失落,很郁闷,长时间的失落和郁闷,就憋出一肚子火气。

        有火,就要发作,而且是大发作,击鼓骂曹,这是中国文人史的唯一。只此一例,再无第二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在唐朝,还是这个祢衡的话,顶多对圣明的天子,发出“冠盖满京华,斯人独憔悴”的“怨而不怒”的呻吟,打死他也不敢击鼓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在清朝,如果仍旧是这个祢衡,只能“臣罪当诛兮”地诚惶诚恐跪在丹墀之下,磕头如捣蒜口号“吾皇万岁万万岁”,别说击鼓,连想都不敢想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呜呼,五千年来,中国文人的性格,在孔夫子的“四勿”调教下,到了辛亥革命前夕,基本上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西瓜矣!这也只能说是历史的进步,文人的进化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祢衡若在今天,很可能在省市作协有份固定收入,外加出书版税,日子应该过得去,不算殷实,但绝不至有冻馁之虞。可在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,民生凋零,他的家乡遍地饿莩,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,便来到天子脚下,谋份差使,混个公职,有朝廷俸禄可吃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,百密一疏,曹操竟把这一个有点刺儿头的祢衡给疏忽了,于是惹出一场麻烦。当时,有人向祢衡建议,你以为你是谁?你以为首都文艺者界会列队出来欢迎你吗?你既然得不到曹公的罗致,那你就去投奔陈群、司马朗这样的大人物,庶几乎能在许都政界,谋一份立足之地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眼睛一翻,陈群是谁,司马朗是谁,我在许都能看得上的人,只有两个,大儿孔文举,小儿杨德祖。口气之大,出言之壮,让人咋舌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祢衡与孔融一拍即合。祢衡的文学水准较高,这是他狂的资本,政治水平极低,遂酿成他掉脑袋的悲剧。他根本不了解曹操之整肃孔融,孔融之抗衡曹操,是皇族、贵族、士族、名士,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所代表的寒族,草根,平民,市井之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战。所以,他杀崔琰,杀孔融,杀杨修,杀祢衡,处置董承衣带诏案,吉平下毒案,都是着眼于“摧破其劲敌”,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,是半点也不温柔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正好出现祢衡这个愤青,就煽动他跳出来与曹操作对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也真够狂的,脱光衣裳,光着膀子,抡起鼓槌,将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。这一次,大家十分奇怪,曹操居然没有发火,既没有下令杀他,也没有下令关他,而是派了两个人,牵来三匹马,把他架在马上,两位公安人员客客气气地挟扶住这位才子,礼送出境。临行这一刻,曹操搞了一次欢送会,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,让当时的文人俊士,都来和他辞别。祢衡当然不想走,可被人挟得紧紧的,哪怕申请下马去卫生间一趟也不准。再回头看那位老文人孔融,小文人杨修,都戴着玳瑁边的墨镜,像黑道老大似的,站在路边,保持着难堪的沉默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时明白也晚了,给人家当枪使,替孔融等保皇派骂了曹操,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到了荆州,刘表不傻,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,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。结果,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,掉了脑袋,埋葬在鹦鹉洲。  

        孔融的狂,结果也并不比祢衡更好,不过,他一是孔子之后,士族精神的象征,二是现任建筑工程部长,前任地方诸侯,三,也许是最重要的,他是文化人的领袖,汉末时期众多名士的一号人物,所以曹操尽量不去动他,不想动他,某种程度上还不敢动他这位大名士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位大名士,不由得不狂。无论其门阀地位,士族资历,官僚职务,声名学问,在汉末,都称得上众望所归,举足轻重。于是,这位自以为士族豪门的代表,自认为知识分子的领袖,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,公然将他的府邸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“裴多斐俱乐部”。 这时,中原已定,袁绍覆灭,曹操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,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,对不起,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,写了封密告信,检举孔融“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,云,父之于子,当有何亲,论其本意,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,亦复奚为,譬如寄物瓶中,出则离矣……大逆不道,宜极重诛。”书奏,下狱弃市。

        按说,孔融的言论,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,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,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?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,曹操同样是大文人,由于文人相轻,嫉妒才华,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,那么陈琳在文章里,指着鼻子骂曹操,也不曾掉脑袋。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?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,有一句话,值得深思。“琰虽见刑,而通宾客,门若市人”,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畏的,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。他之不杀祢衡,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,势单力孤,一条小泥鳅,翻不出大浪。不杀陈琳,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,而且已经认输降服,不可能有多大蹦头。而孔融则非如此,“虽居家失势,而宾客日满其门”,“家中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,吾无忧矣!”,当时许都城里,他成为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,他府上也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大本营,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,无法容忍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千古以来,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,是不算甚好的。但是也要看到孔融、杨修、祢衡、崔琰这些文人,对自己的成就、实力的过高估计,对自己影响、名声的过大评价,对自己意志、勇气的过度膨胀,而作出不切实际的挑衅行为,都是由于这种有得狂也狂,无得狂也狂的文人性格,而招致以卵击石的悲剧。当然,偶而一狂,也无大碍,反过来说,若无一点点狂,成了方形西瓜的文人,还能写出锦心绣口的绝妙文章吗?

        因之,意气伴之以聪明,言行随之以睿智,眼界常放之长远,视野当尽量开阔,方能在为人为文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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